六安离婚律师

    一个多月前，三十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，孩子五个月大。

    她一共怀孕三次，第一次儿子出生，第二次主动流产。最后这一次想偷偷留下来，被逼着“做掉”了。

    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。这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工作，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。意外怀孕后，两人试图以假离婚、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。但最终，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，败下阵来。

    “你不能再流产了”

    对吴怡夫妇而言，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。

    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吴怡在县城做公务员，工资虽然不高在当地也算稳定，郑彤是某局的小领导，收入比妻子高一些，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。生于70年代的两人，有个九岁的儿子，每天朝九晚五，接送孩子上下学，日子平淡而踏实。

    但正如吴怡的微信状态所言：“Single is simple，double is trouble。”这句话有了别样的意味：意为一个简单，两个麻烦。

    2013年年初时，她意外怀孕，和丈夫商量后，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。那时，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，因为除了罚款之外，代价是沉重的。

    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—“一票否决”制：涉事党员干部，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“双开”处分。同时，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，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、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，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，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，将被降职或免职。

    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，自己曾参与了一件“挺吓人”的事儿。90年代某年，当地计划生育率超标。为达标，所有当年超生的，包括大月份孕妇，全都被拉到医院，强制引产。此事被当地人称为“大屠杀”。

    郑彤也知道一些“前车之鉴”。有几个公务员、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，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，自己主动辞职了。

    此外，吴怡当时发生了些意外，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。事后医生告知，她不能再次流产了。“我们都是成年人。”郑彤自责地解释，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。

    可几个月之后，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。

    去当地医院检查，医生告知，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，可能会面临大出血、胎盘粘连等风险，往严重了说，将再也无法生育。

    除了医嘱，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。

    “再生一个，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。孩子是独生子，比较孤单。往坏了说，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，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。”郑彤谈起当时的“私心”。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，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，生下了双胞胎。她认为，哪怕40岁再生，都已经太晚了。

    生与不生，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，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，急哭了好几次。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，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。最后，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。

    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，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，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。

    铤而走险

    通过选择题加排除法，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。

    郑彤参阅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十八条中，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，包括“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(须经鉴定)”、“夫妻双方为双独”等七种严苛的情形。

    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，孩子也很健康，均不符合条件。

    身边多少耳闻了一些成功的案例。有人花了四、五万块钱，给孩子假办了残疾证，耗时费力地打通关系，最终获得了二胎资格。

    “据我了解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健康。”吴怡说。

    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提前准备，并不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他们。后来，经过百度“计生”、“二胎”等贴吧，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，郑彤决定采用“假结婚”的办法。根据规定，再婚夫妻，一方生育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过的，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。前提是，他们需要先离婚，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，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。

   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四处寻找合适的“结婚对象”。

    “这不像人才市场，可以在报纸上、网上发个招聘信息。”作为“原配丈夫”，郑彤有点尴尬，“涉及男方的声誉，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。”

    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，找到了一位愿意做“假丈夫”的男子。郑彤出面，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。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。只因为没结过婚，他并不清楚“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”。

   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，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“假离婚”。但她说了句话：“你(指该男子)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，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。”大姐痛快地盖了章。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。

    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，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，卡了壳。

    做体检的时候，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。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，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“假结婚”。并当场告诉吴怡，她这种造假情况，今年已经遇到三起，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。

    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，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，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。“时间太仓促。”他分析，“至少也证明，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。”

    事情败露后，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。那一天，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，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，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，“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”。

    他第一反应是不屑。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，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，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。所以，过了一个星期，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。

   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，郑彤的想法“太天真、太单纯”了。

    耻辱

    “敬业”、“高效”和“过于强大”，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。

   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，也不是没办法。工作人员告知，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，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，看看“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”。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，就要算超生，结果按“双开”处理，交罚款。

   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，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。

   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。

    “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。”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。并告知，要了，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，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，“就因为你一个人”。如果坚持，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。而且，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，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，“全国都会知道”，“这个脸你丢大了”。

   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“威胁”。“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，怎么就成罪人了？”她不服气，和领导顶撞起来。“大不了我辞职！”